美国正式官宣对等关税 特朗普行政令到底说了啥（全文）

2025年4月3日“解放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命令。

其中美国指控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税率引发争议，比如美国指控越南对美国的关税高达90%。著名财经记者James Surowiecki发文指出了美国政府的算法：美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计算关税税率 非关税壁垒。相反，对每个国家来说，他们只是把美国对那个国家的贸易逆差除以这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所以美国对印尼有17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它对美国的出口是280亿美元，17.9美元/ 28美元=64%（美国对印尼征收32%的对等关税），特朗普声称这是印尼对美国征收的关税税率。类似的计算方式在欧盟和越南身上同样适用。

以下为金色财经编译特朗普行政令全文：

以对等关税监管进口，纠正导致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的贸易行为

总统行政令

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作为总统的权力，包括《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1701 条及后续条款）（IEEPA）、《国家紧急状态法》（《美国法典》第 50 编第 1601 条及后续条款）（NEA）、经修订的 1974 年《贸易法》第 604 条（《美国法典》第 19 编第 2483 条）以及《美国法典》第 3 编第 301 条，

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认定如下潜在状况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非同寻常且极为严重的威胁：双边贸易关系缺乏对等性、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存在差异，以及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压低了国内工资水平和消费。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就是这些状况的体现。这种威胁全部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以外，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构性失衡。特此就这一威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025 年 1 月 20 日，我签署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备忘录》，指示政府调查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包括此类逆差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及风险，并审查和识别其他国家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2025 年 2 月 13 日，我签署了题为《对等贸易和关税》的总统备忘录，指示对贸易伙伴的非互惠贸易行为展开进一步审查，并指出非对等贸易行为与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2025 年 4 月 1 日，我收到了这些调查的最终结果，今天我将基于这些结果采取行动。

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导致美国制造业基础空心化，抑制了美国扩大先进国内制造业产能的能力，破坏了关键供应链，并使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依赖外国对手。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边贸易关系缺乏对等性。不同的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使美国制造商难以在国外市场销售产品，这就是证明。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也能证明这一点，这些政策压低了其国内工资和消费，进而抑制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同时人为提高了他们商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些状况引发了本行政命令旨在减轻和解决的国家紧急状态。

从 1934 年开始的几十年里，美国贸易政策一直围绕对等原则制定。国会指示总统首先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之后在全球贸易体系的框架下，从主要贸易伙伴那里争取对等的降低关税税率。1934 年至 1945 年期间，行政部门谈判并签署了 32 项双边对等贸易协定，旨在相互降低关税税率。1947 年至 1994 年，参与国进行了八轮谈判，达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随后的七轮关税削减谈判。

然而，尽管一直承诺遵循对等原则，但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却变得极不平衡，近年来尤为明显。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基于三个错误假设：第一，如果美国带头在全球范围内放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其他国家也会效仿；第二，这种自由化最终会使各国经济趋同，美国贸易伙伴的国内消费占比会向美国靠拢；第三，这样一来，美国就不会出现长期巨额商品贸易逆差。

这个框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达成的协议和作出的承诺，既没有带来对等，也没有普遍提高外国经济体相对于美国国内的消费水平。这些情况反而导致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特征。

简而言之，虽然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同意在最惠国（MFN）基础上约束各自的关税税率，从而向所有 WTO 成员提供最优惠的关税税率，但他们并未同意将关税税率约束在同样低的水平，也未同意以对等方式适用关税税率。因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美国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为 3.3%，属于世界上最低的行列之一，而美国的许多主要贸易伙伴，如巴西（11.2%）、中国（7.5%）、欧盟（5%）、印度（17%）和越南（9.4%），其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则明显更高。

此外，这些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掩盖了不同经济体对特定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之间更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对进口乘用车（内燃机驱动）征收 2.5% 的关税，而欧盟（10%）、印度（70%）和中国（15%）对同一产品征收的关税要高得多。对于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美国的关税为 0%，但印度（10%）对类似产品征收的税率更高。巴西（18%）和印度尼西亚（30%）对乙醇征收的关税高于美国（2.5%）。对于糙米，美国的最惠国关税为 2.7%（从价等效），而印度（80%）、马来西亚（40%）和土耳其（平均 31%）征收的税率更高。苹果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但在土耳其（60.3%）和印度（50%）却并非如此。

同样，非关税壁垒也使美国制造商无法在全球市场获得互惠的准入机会。《2025 年全国贸易估计报告：国外贸易壁垒》（NTE）详细列举了全球各地针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大量非关税壁垒，按贸易伙伴逐一进行了说明。这些壁垒包括进口壁垒和许可证限制、海关壁垒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缺陷、贸易技术壁垒（例如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标准、合格评定程序或技术法规）、在不促进安全目标的情况下不必要地限制贸易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专利、版权、商业秘密和商标制度不完善以及知识产权执法不力、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或监管标准、跨境数据流动壁垒和影响数字产品贸易的歧视性做法、投资壁垒、补贴、反竞争行为、对国内国有企业的偏袒、政府在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方面的失职、贿赂和腐败。

此外，非关税壁垒还包括美国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政策和做法，如货币操作和增值税及其相关的市场扭曲，这些政策和做法抑制了国内消费，增加了对美国的出口。这种缺乏互惠的情况很明显，美国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为 68%，而在其他国家，如爱尔兰（27%）、新加坡（31%）、中国（39%）、韩国（49%）和德国（50%），这一比例要低得多。

与此同时，美国解决这些失衡问题的努力陷入了停滞。贸易伙伴多次阻挠多边和诸边解决方案，包括在新一轮关税谈判以及规范非关税壁垒的努力中。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对进口的开放程度过高，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美国的贸易伙伴几乎没有动力为美国出口产品提供互惠待遇。

这些结构性不对称导致了美国年度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即使对于那些美国偶尔会与之出现双边贸易顺差的国家，针对美国出口产品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累积，也可能使顺差比没有这些壁垒时要小。在当今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下，任由这些不对称情况持续下去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们会对美国国内生产产生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是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石。

我在 2017 年的首届政府以及拜登政府在 2022 年都认识到，增加国内制造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根据 2023 年联合国的数据，美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为 17.4%，低于 2001 年 28.4% 的峰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制造业产出的持续下降降低了美国的制造业产能。在某些先进工业领域，如汽车、造船、制药、科技产品、机床以及基础和金属加工行业，维持强大且有韧性的国内制造业产能的需求尤为迫切。因为一旦竞争对手在这些领域获得足够的全球市场份额，美国的生产能力可能会永久性削弱。扩大国防工业部门的制造业产能也至关重要，这样美国才能制造出保护国内外利益所需的国防物资和装备。

事实上，由于美国向其他国家供应了大量军事装备，美国的军事物资储备过低，无法满足美国国防利益的需求。此外，美国国防企业必须在包括生物制造、电池和微电子在内的一系列关键领域开发新的先进制造技术。如果美国希望维持有效的安全保护伞，保护本国公民、国土以及盟友和伙伴，就需要拥有庞大的上游制造和商品生产生态系统，以便在不过度依赖关键投入品进口的情况下制造这些产品。

美国对外国商品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使美国供应链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干扰和供应冲击的影响。近年来，美国经济在这方面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无遗，当时美国人难以获得基本产品。后来胡塞武装开始袭击中东的货船时，这种脆弱性再次显现。

美国制造业产能的下降还以其他方式威胁着美国经济，包括导致制造业岗位流失。1997 年至 2024 年期间，美国约流失了 500 万个制造业岗位，经历了历史上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最大的时期之一。而且，许多制造业岗位流失集中在特定地理区域。在这些地区，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导致家庭组建率下降，并引发了其他社会问题，如阿片类药物滥用，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代价。

美国竞争力的未来取决于扭转这些趋势。如今，制造业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1%，但却贡献了 35% 的美国生产力增长和 60% 的出口。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是美国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占所有专利的 55% 和所有研发（R